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张占斌: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变迁红利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尚浩和两会报道称,首次出席两会的新任CPPCC委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系主任张占斌教授在3月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出席CPPCC开幕式到听取总理的报告,他深感有这样一个参与和讨论政务的平台。为了为国家做点什么,他需要尽可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更好地履行CPPCC成员的职责,在参与和讨论政府事务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张占斌说,“我来自国家行政学院,这是一个培养中央企业中高层领导干部、公务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机构。我可以从中吸取一些中国改革发展前沿的新问题、热点和难点。收集和总结这些问题,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参与政治的能力和履行作为CPPCC成员的职责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十几项改革措施呈现出四大亮点。张战斌在谈到如何解读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诸多改革措施时表示,总理的报告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新时代的行动计划。有许多亮点:第一个亮点,特别强调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战略判断和计划,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逐一落实。

这方面非常清楚。

例如,特别强调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坚持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特别重视“三个结果,一减一补”,大力降低政府政策、税费,不断优化商业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例如,要加快新能源的转化和培育,加强制造业强国建设,提高综合素质,推进与先进国家的标杆管理活动,通过弘扬工匠精神进行“中国制造”的质量革命。

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措施,特别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

第二个亮点,特别强调加强改革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站在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上,提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的开拓精神,鼓励各地敢进、敢试、敢碰。

这具体涉及许多方面,如“放松管制”改革,“各种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例如,建设项目的审批时间应再缩短一半,以推广“互联网附加”。我们应该努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还提到了改革综合执法机构以解决多重执法问题。与会者还提到,应优化商业环境,打破障碍,消除困难,修建畅通的道路,降低企业的税费,并努力降低五险一金的比例。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将降低10%,过桥费用也将降低。

此外,总理说,不合理的收费将被坚决废除,过高的收费将被坚决减少,这反映了改革的决心。

此外,还讨论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等具体措施。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力度相对较大,新政府开始时做好工作的决心也相对较大。

第三个亮点是赢得“三大硬仗”。

“三大攻击”即:风险预防、精确扶贫和污染预防。

此外,我们谈到了我们经济的好的一面。政府有许多控制工具,能够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保持底线。

应该说,决心和信心是强大的。

谈到“三大硬仗”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事项,我们下定决心。

第四个亮点,特别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例如,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移动网络流量收费下调30%;调查失业率上升了。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以便人民能够分享国家进步的成果。

在谈到提高城市化质量时,总理还特别强调,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在于加强精细化服务和人性化管理,使居民生活舒适安逸。

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好和非常有根据的措施。

四项重要的税制改革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受益:总理在报告中提到税制改革的四个方面:1。大力简化管理,降低税费,不断优化经营环境;2.改革和完善增值税,按照三班制和两班制的方向调整税率;3.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完善转移支付制度;4.完善地方税制,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收立法,提高个人所得税。

-请解释这些重要改革面临哪些困难。为了实现改革目标,需要具体解决哪些问题?张占斌:我们先谈谈大背景。

减税和减费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的亮点仍然很大,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2016年,中央政府提议振兴实体经济。“振兴”一词表明实体经济已经非常困难。

东北老工业基地只使用“振兴”,所以要振兴实体经济,必须鼓励市场参与者愿意并能够投资。此外,私人投资应该有一个相对活跃的气氛,但在过去两年里,私人资本投资有所波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增长势头不是很强劲。

总理在这次报告中说,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正在经历经营困难,私人投资正在减少。

私人投资遇到了许多问题,头两年有一段时间明显下降。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事非常关注。国家行政学院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对民间资本进行了投资。去年,它连续两年进行第三方评估。它可能往返于15个省。

甚至中国一半的省份都去过省、市、县。他们与私营企业、政府管理部门、金融部门、工商联合会和企业家进行了讨论,以了解项目并找出问题所在。中央政府出台了如此多的政策来鼓励私人投资和融资。它们能实现吗?哪一个可以实现?什么不能实现?你认为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如何完善它?据此,我们已经向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报告。

这份报告是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副总理和部长出席,由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人组成。

事实上,这是领导人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各方面来看,中小企业更加困难,实体经济正在苦苦挣扎。

中小企业面临许多困难,这也与许多企业面临的税收负担有关。

但是现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直到这些事情做得更多,可能的整合效果才会出现。

过去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刚才提到的增值税改革和完善,即三阶段和两阶段调整,重点是降低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税率。

事实上,他们也想减轻制造业的负担,把“制造力量”变成“制造力量”。

为了实现“中国制造”的质量革命,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支持制造业的发展。

有许多条件需要支持,这可能只是其中之一。

当然,不仅仅是制造业和运输业。

因为增值税改革后,一些所得税增加了一半,一些小微企业也被包括在内。

还包括新购置仪器设备的税前扣除上限、企业海外收入综合信贷政策的实施、物流企业仓储用地税收优惠范围的扩大等。

这些实际上是减税和减税。

除了税,还有费用。

过去,由于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各种原因,政府有关部门收取各种费用。当时,这可能有一些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已经很多年了。其中许多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可能还会保留。

几年前,当我们试图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时,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此,总理一再表示,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收费清理,看看哪些费用不应该收取,哪些应该取消。

其中一些可能需要收集,但应该减少一点,而不是太多,等等。

减税和削减费用也有很大的背景。现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也在减税。虽然它们与我们的各种税项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模式也是为了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

既然经济已经全球化,我们就不能置身于全球化之外。美国的减税,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减税的溢出效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我们仍然必须认真对待。

当然,我们不应该恐慌或不知所措,或者我们应该做他们做的任何事情,这不是我们的意思。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我们玩牌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玩牌的方式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我们还必须有新的玩牌方法。

至少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可能是政府决心进一步削减税费的原因。

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来看,从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税收负担稍微低一点,用水养鱼,也许鱼会更大,财富会藏在人民中间,也许国家会更快变富,也许会比多征税甚至多征税一点好,效果会更好,甚至会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环。

当人们有钱时,他们会有更大的热情去消费甚至投资,这可能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投资机会。相反,税收来源将会比过去更广,可能会更好。税收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观点。

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没有哪个国家或时期是相同的。几十年前就是这样。很难说现在情况是否如此。然而,至少这种现象在过去已经存在。

这些考虑是,政府认为降低税费尤为重要和紧迫,这表明政府特别希望鼓励市场参与者创新。这种意图尤其强烈。

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力和支出责任分工,即改善转移支付和增加地方收入,包括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

张占斌: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完善,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为什么现在要继续改变?因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运行过程中,有一些财政权利和责任是不匹配的。

一些工作应该由中央政府支付,结果是地方政府会放弃它们。

有些地方仍然不敢向中央政府要钱和讨价还价,因为它可能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和无知的,但从长远来看,地方负担不起。

此外,财权和行政权的划分不是很清楚。最初,其中一些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共享。当然,有些事情应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来承担。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有点混乱。

长期以来,地方当局实际上一直在抱怨,也在思考如何在中央当局和地方当局之间划分财政权力,谁对谁负责,中央当局的转移支付是什么,中央当局的责任是什么,地方当局的责任是什么,共同责任是什么。有必要仔细划分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我们逐步建立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分税制。

在此基础上,今后将逐步理顺省级以下的税收分配制度。

但是,严格来说,次省级分税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央与各省之间、次省级市县之间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现在,根据中央政府的许多新精神,如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要求,中央和地方财税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划分它们。

因为过去有这样一个分税制,地方政府拼命从事土地融资,依靠土地融资,并做得很好。

然而,随着土地金融中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光卖土地是不够的。因此,现在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税源和税基,这有利于该区域的长期稳定。

因此,中央政府提出了一项改革措施,要及时制定收入分配办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地方税收制度。

也就是说,哪些税属于地方政府,哪些税属于中央政府,哪些税由双方分担,哪些中央政府占多数,哪些地方政府占少数,哪些地方政府占多数,哪些中央政府占少数。

由于国家幅员辽阔,资源和税收的分配必须由政府权力强制执行,政府权力只能大致平衡,很难特别准确。

因此,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发现这种平衡有所打破时,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每一轮调整都偏向弱势。10或20年后,发现另一个不平衡,再次进行调整。

从现在开始,为了使地方政府不太依赖土地财政,他们将不得不在未来提供地方税收来源。

目前,估计财产税或地产税将来会预留给很多地方,还是预留给所有地方或大部分地方?例如,土地已经卖完了,现在有些地方没有土地。如果我们挖掘内部的潜力,或者如果一些建筑被拆除,低矮的建筑被建造,或者一些工厂被驱逐,数量非常少,并且不多空。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像样的土地收入,如果不能立即削减开支,将会非常困难,需要一个长期的机制。

中国经济需要从制度变革中获得更多红利:总理报告中提到的另一项重要制度改革是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这也是一项对国家长期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改革。

尤其是绩效评估加快了从注重过程到注重结果的转变,使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对技术路线上的人的财产和决策权有了更大的控制权,这引起了特别关注。

张战斌:总书记、总理谈到了科技人才或领军人才的作用,以及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尊重。

演讲很好,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控制这些人。我们应该给他们特殊的政策和激励,或者给他们更大的激励和更灵活的激励。

然而,这些话不能全部落在地上。在过去两三年里,科技管理体制中的财税制度没有明显改善。

如何真正实施和支持良好的激励政策,并通过各方面形成一套良好的激励体系和薪酬体系,才能鼓励真正的创新。

这些话很好。很难让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多地控制人们的财产和技术路线的决策权。

然而,提起它总比不提起好,当它被提起时,会有一些地方值得探索。经过更多的探索,河流和海洋将会出现。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享受这种制度变革的红利,年轻人将来可能会享受这种红利,这对社会也是有益的。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科研管理的概念没有改变。

张占斌:你完全正确。

昨天,首相来和我们的经济界举行一个论坛。刘尚希议员在发言中也提出了这些问题。首相说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刘尚希说,中国财税科学院的工资低于北京的平均工资,也低于各部委的平均工资。因此,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创新。

尤其是在表现方面,他不能决定这些事情。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这就是总理所说的关于人员和财产的控制以及技术路线的决策权。虽然他做到了,但目前有些单位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经理甚至认为如果你不研究它会更好。不管怎样,如果你研究它,我就赚不到钱。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如果你不来找我报销,我会更方便。我将不得不整天检查你的票。

建立一套新的符合实际的科技管理体系。

张占斌:是的,建立切实可行的评估机制是一种积极的激励。

一些专家说,既然我们不赚钱去做研究,我们就不做研究,或者不做研究,或者不做研究,然后我们试着出去讲课,我们也赚钱,这样就省事了。半天之后,讲几节课就相当于做一个小项目。

如果我们不长期从事研究项目和深入研究,学术路线就跟不上,学术前沿就达不到,我们就不会说一些行话。

一天两天是好的,一年半可能是好的,但是五六年后,他们将远远落后。

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将会影响长期。

我们看到,在国有资本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中,深化了国有资本投资和经营公司试点改革,赋予它们更多自主权。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债券和期货市场发展;拓展保险市场风险保护功能,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的基本稳定。

为了实现这些重要的改革,需要解决哪些突出的问题?张占斌:“加快金融改革”已经被提到很多年了,但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

过去两年,中央政府特别重视防范金融风险。首先,它必须找到办法让金融恢复正常,并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它绝不能自行转向空或内部,而是回到市场经济的主战场。二是完善普惠金融、中小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等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和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考虑到资本市场不能完全依赖银行,还依赖多层次、多角度的融资,债券和期货市场、商业保险等的发展都要使金融市场中的各种创新有机地匹配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

就像打排球和防守一样,系统建立得很好,对方的补位、跳跃和动作协调有序,这样球场就能防守,攻防就能成功。

现在有一个问题,排球运动员的个人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越位,或者位置不能填满,不应该填满,时间不能填满,还有很多问题。

此外,如果金融监管人员的水平较低,他们的行动将会缓慢,如果他们不能确定,他们将无法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和如何采取行动,这给监管带来了困难。

所有这些都应该辅之以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提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完善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支持现代经济体系。

如果这些改革现在与防范重大风险挂钩,就应该打击非法集资和金融欺诈,加快债转股、企业兼并重组和金融监管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这是为了防范风险,但这种防范风险与金融体系改革密切相关。

还有一些重要的改革,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强自然生态学空(natural ecology//k0/])之间的使用控制,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生态赔偿机制,以更有效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即建设一个蓝天、绿地、碧水的美丽中国。

本报告强调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制度。

张占斌:这很重要。现在生态文明已经达到“五位一体”的高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的党章和党章都包括“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和“美”。

因此,仅仅谈论其重要性并呼吁绿色发展是不够的。一个好的系统,一个好的系统和一个好的机制是必要的。

这种好的制度、好的机制,是你想破坏做不到的,好的表现会给你奖励,或者遇到伤害会给你补偿。

此外,还可以有金融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即使污染今后发生在上游和下游地区,也可以追究责任,形成经济处罚制度,并逐步收紧。这将有利于建设一个蓝天碧水的生态文明,使一个绿色发展的美丽国家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近年来,国家环境保护部为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做出了巨大努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秘书长还赞扬了环境保护部。

关于“绿色发展”的真正落实,报告还特别强调了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改革等问题。现在有一些好的系统,如河流系统、湖泊系统和国家公园系统。

慢慢来。

这就像用四根梁和八根柱子建造一所房子,所以房子更坚固。

没有一根柱子,房子可能不会马上倒塌,也没有两根柱子,但是风险很大。如果你再扔几根柱子,房子就会倒塌。

现在我们要把这四根梁和八根柱子竖立起来,把它们夯实,这样我们的经济质量就会更好。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复兴”。

今年的第一号文件提到“振兴农村”。总理的报告提到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1000多万,发展互联网+农业,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精确扶贫也有所增加。

另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分割改革。

这些方面都是为了振兴村庄,也是影响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措施。

张占斌:“农村振兴”战略最早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所以这份政府工作报告是按照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的。

我知道“振兴农村”可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中央政府提出来了。

例如,在头两年,更加重视促进新型城市化的发展,特别强调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人口转移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一些村庄已经开始崩溃,人口减少,甚至日渐衰弱。一些村庄留下了老人和儿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村霸、邪恶势力、黑社会等。

第一个问题是影响地方治理和稳定。其次,它影响粮食安全。第三是下半年,这将影响整体的小康和扶贫。

因此,“三农”战略是我们党、国家和政府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我们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村庄能够得到振兴,以便两者能够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这样,全国城乡之间就会更加和谐。

过去,计划经济是城乡二元体制。后来,它打破了二元体制,被称为城乡统筹。这一次被称为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比以往的二元性和统筹性更为重要,因此我们也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体系和机制。

这些都是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考虑因素。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为了消除贫困,必须振兴农村。为了提高政治权力、社会治理和农村治理与秩序的稳定性,也有必要振兴农村。

新动能的释放也需要村庄的复兴。

农村振兴涉及一系列改革,包括农地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一些供销合作社,甚至合作社。

如果这些改革进行得好,它们将非常有利于我们村庄的活力,村庄和农业的未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可以与城市化相结合,发挥彼此的优势。

总理的报告提到,应充分复制推广FTZ的经验,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方面。

张占斌:是的,这就是我们谈到对外开放时所说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说,它应该更加开放。在总理的报告中,这种新的开放格局和体制是如何通过对外开放和高层次开放形成的?这与高质量的发展相联系。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到,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从上海、深圳、福建和重庆开始。我们已经建立了4个自由贸易区,现在有11个自由贸易区。

虽然自由贸易区仍在探索中,但有些确实形成了一些良好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和复制。在一些地方,我们应该停止探索,只是学习其他地方的榜样。

此外,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曾表示,Xi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到,所有地区都有兴趣探索自由港,中央政府正在考虑。

在这里,总理谈到了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改革开放开辟新的高地。

事实上,我想实施更灵活的进出口政策、关税、海关、贸易等。通过自由贸易港,从而更加灵活和方便,这相当于与国际标准的比较更加简单。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吸引资源、人才和财产的企业,提高开放水平。未来将会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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